上海宝贝

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朱砂记起什么，低声跟我说：下周六下午在浦东美国学校操场上有场德国商会组织的足球友谊赛，马克会参加，他是他们公司球队的前锋线射手。“我想去看看，”我低声说。“很可能你能见到他的太太和小孩。”她说。

“好吧，可有好戏看了。”我耸耸肩。电影中描写到丈夫、妻子、情人同时碰面的情形总是很戏剧性的。我想导演就要把镜头摇到我身上了。

“多吃点，”妈妈坐在我旁边，“这道花生猪手汤是我刚学会做的。”她的眼睛里盛满了母爱，正是这种东西使我温暖也使我倍感压力，使我想纵身跳进去在母性子宫里熨平所有成长后的焦虑和悲伤，也使我想拔腿逃出母爱筑成的天天的广场。死活都不用管我，也别来烦我。

“还是在叫外卖吃吗？人瘦多了……那个男孩——天天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打算？”妈妈继续小声问。我低头吃饭，故意把汤喝得哗哗响（我们家不允许喝汤大声）。爸爸和学生们还在谈论国际时事，好像他们亲自去过白宫或巴尔干半岛，对伊拉克或科索沃局势发展了如指掌，甚至能说出其中某些细节，比如其中的一个学生知道克林顿在面对第一次国会调查其丑闻发表讲话申明自己清白时，他脖子上挂着的就是莱温斯基送的ZOI牌领带，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暗示性细节，他以此来请求莱温斯基与他站在同一战线，保持忠贞，不要背叛他。

“妈妈，”我认真地看了一眼身边风韵犹存但总是忧心忡忡的中年女士，“你不用担心我，如果哪一天我有了解决不了的麻烦，我就会躲到家里来避难的——就这么说定了，好吗？”我抱抱她的肩膀。

蛋糕端上来，是那几个学生合送的，插着六支蜡烛。爸爸情绪很好，一口气吹灭了蜡烛，像老小孩一样哈哈笑着，切蛋糕分给大家。“马上就会有笔基金到手了，课题研究会有新的进展，”他说。于是他的学生纷纷谈起那个课题，《唐代文官休假制度研究》（听上去这个话题就像手里捏了红球、绿球试问哪一个手里有黄球一样奇怪）。

在我眼里，许多教授门下的弟子简直就是一群应声虫，或者奴隶，他们首先得附和导师的治学思路，藏起自己的疑问，然后在取得导师的垂青后跟随导师四处开研讨会，在导师推荐下在杂志上发论文，甚至在导师关怀下结婚生子，谋取职业，直到他地位稳固能发出自己声音的那一天。

其中一个学生问起我的小说，我想肯定是爸爸告诉他的学生们我又在写作了，尽管他并不以有一个小说家女儿为荣，但还是在热心地替我宣传。一群人又聊了一会儿，我想回去了。

“连一个晚上都不能住吗？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妈妈盯着我，伤心的眼神，恍然地穿过时间，像星际碎片飘在无尽的虚空里，“唉，我只是想上街走走，晚上我会留在这儿过的，和朱砂睡在一起。”我微笑着，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也是学会说谎的声音。

十八、爱 的 两 面

记得两年前我被杂志社派到香港做一组关于“回归”的特别采访，每到深夜结束一天的工作，我就会坐在维多利亚港的石阶上抽着烟凝视星星，仰得脖子差点断了。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处于如此这般的浑然忘我的境地，一瞬间忘却周遭万物的存在，连自己也忘却。脑袋里大概只剩下一些疏淡的蛋白细胞在静悄悄地呼吸，就像一丝蓝色的烟雾静悄悄地升起的那种情景。

写作使我时不时处于这样的状态，只不过我是在低头俯首地凝视一些星星，它们闪烁在一些即兴出现的文字里。我觉得那一刻自己涅盘了，就是说，我不再对疾病、事故、孤独甚至死亡感到害怕，统统免疫啦。

而现实生活总是与愿相违的。我透过一个窗户，我看到人影幢幢，如黑黝黝的树枝交叉在一起，我看到爱我与我爱的人，充满渴望、遥远的而受难的面孔。

在浦东美国学校的操场边上，我遇见了马克一家。马克今天看上去格外帅气，可能与明亮的阳光和四周自然怡人的环境有关。这一所专向外籍子弟开放的贵族学校仿佛建立在云端，与凡俗生活的浮尘隔离，整个校园有种水洗过般的清新，连空气都仿佛消过毒。这要命的上层阶级情调。

马克嚼着口香糖，泰然自若地向我们打招呼。把他的太太介绍给我和朱砂。“这是伊娃”，伊娃的手拉着他，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还要美丽丰满，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在脑后简单地束成一束，耳朵上有一排银色耳钉，黑色毛衣更加衬托出她的白皮肤，那种白色在阳光下有蜜汁的芬芳，使人有做梦般的感觉。

白种女人的美可以沉掉千艘战帆（如特洛伊的海伦），相对而言，黄种女人的美则是紧眉俏眼的，总是像从以往香艳时代的月份牌上走下来的（如林忆莲或巩俐）。

“这是我公司里的同事Judy，这是Judy的表妹CoCo，一位了不起的Writer。”马克说。伊娃在阳光下眯起眼睛，微笑着，握了握我们的手，“这是我的儿子B·B。”他从童推车里抱起小孩，亲了他一口，逗了一会儿，然后把孩子递给伊娃，“我该上场了。”他踢踢腿，微笑着斜瞥了我一眼，拿起一包衣物走向更衣室。